一個上網經驗豐富的人,想必見識過這麼一幫人。

他們擅長於擺弄各種艱澀的詞彙,以你能想到最為佶屈聱牙的文法評論包括文學、電影、攝影、建築、哲學、環保、女性主義、資本主義等眾多領域的現象。他們總是喜歡在對某一事物只有淺薄瞭解的前提下便高高在上地以同一套話術信口開河,而這些人最大的共同點莫過於——不說人話:

這正是今天市場經濟的消費結構中生成的欺騙性的偽慾望場境。消費場中,人是被一個看不見的銘記凸狀鎖鏈捆住並強迫消費的。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強制性並不是外在的可感的東西,而是消費中的誘姦!
——摘自張一兵對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的評論

先不論其觀點正誤,其實這段話用大白話說就是「市場經濟向人們灌輸了虛假的消費慾望」,非常簡單。但用上「欺騙性的偽慾望場景」、「銘記凸狀鎖鏈」、「消費中的誘姦」等莫名其妙的修辭後,便顯得高深了起來,使這段本應人人都能理解的話變得似乎與光學前沿論文一樣,沒有足夠的「理論基礎」便無法讀懂。

如果說出自專業學者的文字稍費工夫還能理解,那麼他們那些火候不足的拙劣模仿者寫出來的東西更是拗口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文章的內涵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充其量算是一種複雜化的複述或者幼稚的牙牙學語而已。

對「資本主義」的攻擊佔據了他們大部分時間

但很不幸,這種燒腦的文風使得追隨者們很容易為自己的作品營造出「不明覺厲」的形象。當極端晦澀的文字與簡單得無異於拍腦袋想出來的、迎合讀者直覺的結論被一同端上來,缺乏辨析能力的讀者便傾向出於對「維護女性權益」、「批判消費主義」等主題的喜好以及對「高端學術」的崇拜而表示讚賞,受到激勵的作者從而更勤奮地寫作,於是當下這類型的文章井噴式地出沒於眾多涉及到文化領域的、門檻較低的社區中。想要參考的話,只消在核心玩家搜索「後現代主義」便能發現成噸計的胡言亂語。

怎麼稱呼這些人?1994 年,兩個忍無可忍的科學家保羅·R·格羅斯(Paul R. Gross)和諾曼·萊維特(Norman Levitt)寫了一本名為《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關於科學的爭論》的書來反駁種種玄奧理論與晦澀文風。如你所見,這類人被他們歸類為「學術左派」。當然,這只是一個寬泛的分類,但考慮到「學術左派」的多樣性,你很難找到更好的詞語去描述他們了。

除了對全球變暖的態度過於樂觀以外,這本 25 年前的著作今日看來依然絲毫不顯得過時,反過來,這意味著他們所批評的東西數十年來幾乎一成不變,而只需要藉助基本的理性與邏輯便能反駁那些廢話的現實也並未改變。沒有人永遠年輕,但永遠有年輕人接過前輩的衣缽,於是 70 年代的蠢話幾乎原封不動地傳承到了我們面前。

在下面的段落裡,我會嘗試使用《高級迷信》的定義與見解來分析目前遭遇的亂象。順帶一提,《高級迷信》還啟發了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在本書出版兩年後完成了一次讓學術左派們顏面掃地的「直鉤釣魚」惡作劇,關於此事會在文章末尾詳述一遍。

什麼是學術左派?

學術左派成功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拿出了什麼響噹噹的證據,而是因為他們總是堅持不懈、恬不知恥地訴諸其道德優越感。如果你反對女權主義對科學的批評,那麼你就是維護舊有的男權世界科學的罪人;如果你對生態啟示論的花言巧語持有異議,那麼你就成了資本主義工業汙染者那無饜貪慾的代言人;如果你拒斥後現代主義那些晦澀的、玄而又玄的奇思異想,那麼你不僅會因自己的愚鈍而被嗤之以鼻,而且還會被告知,你所中的西方認識論的毒害已深入骨髓,與墮落的歐洲白人男性霸權主義一樣已經無可救藥了。
——《高級迷信》

嘗試去定義學術左派的任務幾乎不可能完成,原因倒是比他們的文章簡單得多——他們之間沒有什麼突出的共性,也沒有信奉的自洽的學說。

從目的上定義他們不太現實,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特別的目的。這幫人既可以在上世紀 60~80 年代的變革中鼓吹反對利用一種理論來歸納整個社會的「宏大敘事」,其前輩也可以在此前的半個世紀中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堅定不移地主張用「宏大敘事」來改造世界。只要能反對主流,左派完全樂意採納任何主張。

非要說的話,這一亞文化圈子的標誌是一套共同信念:熱切地關注文化問題,尤其是強調根本的政治變革迫在眉睫,並且相信這種變革只能夠在文化領域中完成。對於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信仰的對象或投機的題材的知識分子來說,循序漸進的改革使人厭倦,而革命卻令人激動。

這也是為什麼,學術左派總是果斷地站在反對「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最前線,哪怕他們對正在反抗的對象知之甚少。贏得知識界的決定性手段不在於收買和說服,而在於「革命」這個詞本身,沒有人想反對它。

正如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所指出的那樣,關於完全正義、公平、自由、健康、和諧社會的理想是一種危險的幻想,這是社會永遠不可能達到的烏托邦。讓一些人滿意的東西肯定會讓另一些人失望,人們最終獲得公平的唯一辦法就是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並且,自由的前提條件之一在於人們能夠自由地搞砸自己的生活。或許自由民主能夠取得進步,但是隻能在永不停歇的混亂妥協和永不停歇的改革背景中進行 。
——斯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

早在左派最活躍的年代之前,雷蒙·阿隆便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歸納出使得左派受到激勵的三大精神根基:自由、組織與平等。「自由」代表著反對權力壓迫,贊同個人的安全;「組織」意味著用一種新建的秩序取代傳統的自發建立的秩序;「平等」則是反對基於出身和財富的特權。

諷刺的是,維繫左派的幾種精神根基本身是相互衝突的:他們希望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人類從來都不是在自由與平等的環境中演化而來的,個體發育的區別、對內群體天然的親切、對簡單偏見的喜好、對領袖的天然追隨以及財富積累的自然機制,都在向我們昭示一個自由的社會必然帶來不平等,除非在社會背後有一個盡力維持著想象中的平等的利維坦。用強權來保障平等自由,多麼好的主意!

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起作用的心理因素在於,它提供了成為先知先覺者的可能性,以及成為特權階層一份子的可能性;它所掌握的特定話語風格給了人們在別處都得不到的見識,並且授予一種(常常自命不凡的)認知態度以特權。後現代主義的許諾是,有能力塑造一個合乎任何人的公平觀的世界。
——《高級迷信》

為了達成他們夢想中的變革,學術左派成員們發展出了一項最有力的武器——「後現代主義」。在我上面所批評的那些文章裡,大都充斥著黑話、諱稱、閹割的邏輯和試圖掩蓋事實的排比句泥潭,而這些大多源於後現代主義的貢獻。

任何一位作者,只要在文章中充分運用諸如「語境」、「文本」、「消解」、「解構」、「話語」、「他者」、「景觀」、「圖式」、「分形」、「異域」、「質化」、「戲仿」、「想象域」、「倫理場」、「邏輯纏繞」、「雙重的考古學」等見鬼的術語(抱歉舉例有點多,但實在是太有趣了),他就是一個合格的學術左派成員和後現代主義者。哪怕是反對者,也會不情願和不自覺地用上他們這些新奇的詞語。

僅需換換順序,改變一下組合,便能得到毫無意義但晦澀難懂的長篇大論。後現代主義評論的基本結構,是在文章的開端將簡單的事實與道理用他們的語言重新包裝複述一遍(記得大量使用排比句!)儘管這個過程中什麼觀點都沒提出,卻很可能已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了。正當你看完這些隔靴搔癢,以為終於要切入正題給出什麼有價值的批判意見時,作者卻適時地從原有的主題上溜走,繼續在另一個主題上覆述簡單事實。

波普爾(Karl Popper)在《反對大話》(Against Big Words)中很好地描述了這一現象:“受過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就是誇誇其談,佯裝具有我們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訣竅是同義反復和瑣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個訣竅是寫下一些幾乎無法理解的誇大言辭,不時添加一些瑣屑之事。大多數哲學系(尤其社會學系)的智力標準都流於浮誇,並縱容虛假的知識,而這些人似乎都極淵博。”

追根溯源,後現代主義的行文風格可上溯至尼采。在尼采的時代,得到科學加持的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已經表露出脫離哲學自立門戶的趨勢,曾經無所不包的自然哲學顯得氣息奄奄。作為一種自救方法,當時新近分化出來的「歐陸哲學」嘗試拋棄科學和理性,通過誇誇其談和「語無倫次的慶典」混淆視聽,企圖以無法理解的隱喻維持哲學曾經的崇高地位。

作為其中的出色代表,尼采從古典哲學這一封閉而晦澀的學科出發,通過「酒神-日神」等可笑的隱喻,對整個社會進行了激烈無情的批判,從而達到了一鳴驚人的效果。其本身的理論沒多少可取之處——無法相信真的有一個擬人化的西方文明正在因為信奉「日神精神」而變得虛弱,而只要復興「酒神文化」就能拯救社會——但作為出色的文學家,他優秀的文字感染力讓人們意識到,基於一個宏大的目標去大量援引古典著作以及創造各種社會隱喻可以多麼容易地奪得讀者眼球。關於這一點,瞭解過著名後現代學者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研究的「知識考古學」或「權力譜系學」的人都能體驗到一種既視感。

後現代主義本身是什麼?很難說得清楚,它本身並非什麼成體系的觀念,更遑論公理系統。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態度與情感基調,一種否定一切現存社會安排的否定論(可以理解為某種「槓精」精神)。

它首先把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揪出來作為假想敵,辯稱啟蒙運動一直試圖建立起一個「理性計劃」,用知識將社會打造成一個完美世界;接著,後現代主義者再站出來,宣稱啟蒙者的「知識」其實是誕生於偏見的,因此他們的知識並不可靠,他們的「計劃」註定是無效的、自我欺騙的和壓迫的,後現代主義便是要通過多元性來打破這種一元話語體系的奴役。

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關於後現代最重要的作品是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後現代境況》。利奧塔在作品中指出,現代社會的部分支柱已經倒塌,科學這種現代社會主流知識形式的合法性正在喪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轉向那些更具本土特徵的知識類型,例如古老的民間知識、宗教信仰和生活常識。科學思維的去中心化,標誌著後現代社會的來臨。

學術左派的核心宗旨只有一個:對於在過去數百年裡一直受到西方文化推崇與支持的思想體系,必須剝去它們所聲稱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正確性,以及不隨時間、情境而轉移的有效性,它們所表達的不過是局部的「真理」或「結構」,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符號體系中才是有意義的。

不管他們最後打算用什麼方法來打破知識的壓迫,至少在動機上說,後現代主義可謂雄心勃勃,邏輯似乎也說得過去。然而很遺憾,他們找錯了攻擊對象——鞭撻兩百年前的啟蒙思想無異於跑去批評說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學說不夠科學,啟蒙精神早在這段時間裡取得了長足發展並嘗試克服本身的缺點。

早在上世紀 30 年代羅素的文章中,便指出了人類的觀點根植於經驗主義傳統之上,驅使人的行為的其實是欲求(desire),理性本身並非目的,而是實現追求的工具。顯然,現代的理性主義者很難說還保留著重新設計社會的衝動,特別是在蘇聯與美國「落城」等烏托邦嘗試遭遇失敗以後。

科學文化不像後現代主義者一樣自作聰明,科學共同體正是深知科學並非特別高尚的信念,才會因此設置公開辯論、同行評議以及雙盲法等機制以規避人類的弱點,盡力讓知識變得更為可靠。要不是這樣,科學家大可以像他們的對手一樣抱著死水微瀾的精神分析理論作為依據,而不是嘗試發展出進化心理學、認知科學和行為經濟學等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新理論。

社會建構論

在某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中間日益滋長著一種傾向,那就是熱衷於打造古怪乖張的理論,這通常表現為,從根本不精確的論證偷偷溜開,不顧一切地趕緊拋出一堆純粹的胡言亂語。
——《高級迷信》

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者們開始了對科學與社會制度的全面圍攻,而他們最為倚仗的是名為「社會建構論」的工具。

社會建構論起源於上世紀 70 年代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當時有學者認為,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其實是利益相關方可以建構出來的,學者們「創造」社會問題為的是給自己的研究和事業爭取經費與投資。因此,他們開始懷疑社會現象的真實性,強調社會現象是被社會關係所打造出來的。從這個觀點引申開來,得到了所謂「弱形式的文化建構論」。

以科學為例,弱形式建構主義認為,在科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思想的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本身不是什麼新奇的觀點,完全符合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在人工智能和腦機接口處於風口的當下,的確有許多公司斥巨資投入相關研究,單是去年穀歌母公司 Alphabet 便為打造出 ALPHA GO 的人工智能子公司 DeepMind 耗費了超過 10 億美元。而達爾文的性選擇理念也過了很久才被社會承認,因為它冒犯了當時“女性是被動的”主流觀點。由於本身過於平庸,我們完全可以原則上認同弱形式的文化建構論。

但左傾的人文知識分子很快就將科學與資本主義霸權聯繫起來,提出了強綱領的文化建構論(SSK)。他們認為,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的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通過限制不合群的科學家發聲,作為一個陰謀群體的科學家可以輕易地操縱知識。因此,科學是一個完全的社會構造,是一個類似於神話故事的意識形態,它的合法性並不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從業者的認可。既然科學只是一種記載了社會規範的寓言,那麼它存在的目的不過是為了使某個階級、種族、性別能夠堂而皇之地凌駕和壓迫其他群體。從這個角度上說,社會建構論並不比共濟會陰謀論高明多少。

在社會建構論看來,一切成就都出於少數人的討論

從強綱領的文化建構論出發,當氣象臺發佈颱風預警信息時,我們必須相信這並非因為室外狂風肆虐,而是因為幾個氣象專家在會議室裡一致同意颱風即將來臨。同時現代科學體系也是一種充滿了傲慢與成見的壓迫:科學團體要求入門者多年的正規學術訓練資歷,通過精心策劃的教育系統和同行評議來屏蔽那些不同的聲音,實驗室壟斷研究設備以維護自己的話語權,真是罪大惡極啊!

但只要回顧歷史,便會發現文化建構論似乎無法解釋那些曾經在科學史上真正發生過的以小博大事件。例如完全顛覆日常經驗的量子物理登堂入室;由被排擠的科學家、年邁的女權主義者、心懷慈悲的牧師兼醫生組成的小團隊違背社會壓力發明出口服避孕藥並改變了女性的命運;亨利·拉布洛提(Henri Laborit)完全出於意外地發現的精神藥物氯丙嗪突然地推翻了精神分析學派對美國精神病學界的統治,等等。

若是用後現代主義者們常用的話語分析和建構主義來分析一場足球賽,結果會是怎樣?他們會說足球比賽規則所運用的語言本身是模糊的,不足以構成規則;而裁判也不應該有高於其他人的權威,在場每個球員對於判罰的意見都有著同等的地位。顯而易見,要是這樣的話足球賽就不可能繼續下去了,社會亦然。

模糊性本身不構成問題。托馬斯(W.I.Thomas)的著名論斷解釋了社會運行的原理:“如果人們將某些情境定義為真實狀態,那麼它們就會產生真實的後果和影響。”我們根本不需要語言學上完美精確的規則,只要參賽的每個人都認同規則本身就足以讓球賽順利運行。同樣地,為了不讓每個人各執一詞,裁判被賦予了專斷的權力,對於球賽而言,這是一種必要之惡。

更何況,模糊性本身就為社會提供了一種彈性。社會絕對沒有嚴格地排斥任何主流之外的人,像是此前膠衣娃娃事件中也有支持事主一方的聲音,關於越軌行為的公共討論動態重塑著社會規範的邊界,這正是社會的魅力之一。

建構主義的缺陷

文化建構論者從一開始就假設文化建構已經發生了,接著,他們牽強附會地解讀一堆歷史記錄,煽動讀者的情緒;最後,他們炮製出一種理由來解釋文化是如何建構了理論,然後該項理由又被當做文化建構論的前提假設而被提出來。無論就形式還是論證推理而言,這一過程都像極了精神分析者的那套把戲,後者正是用自己的解釋來確證其使用的原則是有效的。在這兩種理論中,循環論證和詭辯術都支配了一切,極少出現有價值的證據。
——《高級迷信》

如果科學方法被罷免了作為發現世界真面目的獨一無二的精確方法的地位,那麼競爭的觀點——尤其是來源於社會的大眾基礎和反抗運動的那些觀點,就立刻獲得了一種更高的認識論地位。如此一來,原本被科學理性視為迷信或無稽的傳統觀點和主觀評論便被他們合法化了。在將一切事物都解釋為語言遊戲後,後現代理論家們推導出現實並不存在、人類意識完全是語言的俘虜、誰掌握了語言誰就掌握了全世界等後續結論。

這一點比看上去更重要,因為它是“少數群體發聲重於事實”這一思想的來源,既然證據都是統治群體偽造出來的,那就沒有必要相信科學理論和法院判決,任何現有證據都是為剝削站臺的陰謀。而被壓迫者需要做的,就是否認秩序,堅持己見。

作為反對權威奴役的例證,一些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就認為,現代醫療化導致懷孕、分娩等許多女性特有的生理現象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攻佔:

懷孕這一正常的現象卻被當成是疾病一樣充滿風險和危機,必須要運用各種技術儀器檢查。分娩是女性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如今,她們喪失了對這個過程的控制權,她們的看法和知識,在醫學專業人士面前幾乎完全不值一提。

儘管坦誠地說,從科學角度來看,一般人的看法和知識在專業人員面前確實不值一提,如果不按照現代醫學而是依據個人觀點來接生,新生兒的死亡率將會比現在高得多——但在批評者看來,維護觀點平等似乎比嬰兒的性命更加重要。

另一個在社會學上更常用的例子是,托馬斯·薩斯在其著作《心理疾病的迷思》中宣稱精神病學給患者貼上診斷標籤只是用來孤立、打擊和貶低某些個體的手段。這種激進的說法認為每個精神病人其實都是正常人,只是遭受了社會的排擠。誠然,對同性戀和網癮是否精神疾病等觸及到疾病定義邊緣的爭辯充滿了爭奪話語權的意味,但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帶來的生理痛苦確實真真切切的,一個神志清醒的人不應該將它們一概而論。

同樣地,學術左派也認為流行病學將男同性戀列為艾滋病高危群體目的是將他們和異性戀的一般大眾區分開來,以求實現對同性戀的壓迫。畢竟在他們看來,艾滋病也是一種虛假的社會建構產物。

揭示不同社會群體如何爭奪話語權和辯論主導權的工作不是毫無意義,像是將遊行稱為暴動抑或爭取自由會讓我們產生截然不同的情感。但建構主義者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不管情況如何,他們都感情用事地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這使得他們的話語分析天然地帶有嚴重的政治偏見。

更要命的是,後現代主義理論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它無法用於檢驗自身。既然被它批評過的事物都失去了價值、合法性和權威性,那我們憑什麼認為後現代主義自己就能逃掉同樣的命運呢?如果一切知識都是虛妄,那麼宣稱“一切知識都是虛妄”的知識本身是不是一種虛妄和建構?當後現代主義者想要傳播自己的理念時,他們必定是嘗試通過理性和邏輯來說服人,而這偏偏是他們所反對的。

正如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所言,萬事萬物皆主觀這一說法本身要麼是主觀的、要麼是客觀的,但這個說法本身就指出它不可能是客觀的,它必然會遭遇不可避免的邏輯崩塌,暴露出其胡言亂語的本質。

正因如此,有些社會學家認為後現代主義社會理論家本質上是悲觀主義者,帶有強烈的失敗主義傾向,他們被現代性的負面影響嚇得屁滾尿流,乾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亞歷山大·阿吉羅斯(Alexander Argyros )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

因為解構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否定論的方法論,所以當要求它處理具體問題時,例如一些政治觀點,它就傾向於不負責任,抗拒設立價值標準,這使得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顯得毫無用處。

後現代主義者似乎醉心於打碎一切現有的建築,但對於如何重建,他們一籌莫展,或者說,根本就沒想過這問題。他們不過是希望通過宣揚革命性,獲得一種頤指氣使的滿足感而已。

既然學術左派的理論如此荒謬,為什麼很少有人站出來明確地反對他們?

一個原因是如法律經濟學創始人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言,“不清不楚的思想,也沒有清楚的錯誤。”(Not being clear, it was never clearly wrong.)在學術左派的寫作中,你很難看到什麼旗幟鮮明的觀點。文化研究包含了對當代以及過去的社會體制的各種各樣的思考,在形式上自由地藉助著文學批評和性別研究的幌子,旁敲側擊地將來自通俗與流行文化的、吵吵鬧鬧的辯白,與來自高級精英文化和資產階級主流態度的、對一切事情的猛烈拷問結合了起來。在他們東拼西湊的作品裡面,僅存在一種模糊的態度,包含其間的社會建構論思想是在細枝末節中不經意表現出來的。既然沒有清晰的論點,自然無從反駁,哪怕是看出了他們的故弄玄虛,真正的有識之士也只能選擇置之不理。

另一個原因是科學家抱有一種傲慢與寬容並存的複雜情感,他們會認為外行人對科學的誤解是正常的,後現代主義那些虛張聲勢的理論和其他民科別無二致,沒必要去費心應對。此外,學術左派的主張帶有強烈的政治正確意味,不論其手段有多麼不切實際,但好歹是舉著維護被統治階級利益的大旗,反對他們的學說總會被不由分說地扣上“反對婦女、工人、少數族裔權利”的帽子,很少有人能承受這種指責。因此,儘管他們的方法好走極端,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但其中表現出的正義感卻讓社會樂於包容。

於是,左派思想迅速在法國高等師範院校和美國眾多人文學院紮下根來,並藉助道德高地上的火力優勢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價值觀。

考慮到文化建構論深刻的反智特徵,哪怕是在建構主義陣營裡只有少數人敢於支持最激進的強綱領文化建構主義,畢竟也只有最虔誠的信仰者才會相信“上帝實質上是一,位格上是三”以及
“科學共同體控制了我們的一切”等驚人之語。也就不奇怪莫季爾為何會尖酸地挖苦激進建構主義,他建議人們儘快遠離這一視角,因為建構主義總體而言平淡無奇,而激進建構主義則“譁眾取寵、喧賓奪主”(Motyl, 2010)。

但無論如何,學術左派還是或多或少地採用了某種形式的文化建構論來分析社會,因為這是一種能夠為懶惰無知辯護的出色藉口。只需用極端的相對主義宣稱一切思想都是平等的意見,他們就費不著功夫去學習他們想要批評的科學理論,只管信口開河就是了——在相對主義體系裡,嚴格的科學研究與信口雌黃是等價的。

同時,文化建構論也使得他們可以從客觀性與精確性上逃離,通過宣稱現存體制都是精緻的剝削工具,他們可以在毫無證據的前提下將某一學科重建為支持世界上受壓迫的種族、階層、性別和性取向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學術左派對科學與理性的攻擊在今日中國並未明顯表露出來,這歸功於近代以來的教育活動使得科學在中國獲得了比在西方崇高得多的地位,乃至科學成為了正確的代名詞。當我們說一個理論是科學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認同其原則上的正確性。而中國語境下的知識分子,也更多是指以學者和工程師為代表的科學人,而非西方文化中以作家和藝術家為代表的理念人。

因此,在中國想要像法國人一樣公然反對科學的意義,只會被當成不學無術的民科和傻子。在今天中國各網絡社區上盛行的,是建構主義的次生產物,即對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那些最擅長使用眼花繚亂的後現代術語的,往往是女權主義者和故作清高瞧不起各種綜藝節目和消費文化的文藝青年。但我們還是應當瞭解一下,這種無條件地為受壓迫者發聲的觀念基調是如何從建構主義上派生出來的。

激進女權主義錯在哪?

對於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來說,作為具有實踐可能性的社會正義和經濟平等觀念,令他們尤其難以捉摸。美國社會以及全球資本主義,並不怎麼理睬左翼的思想;這個國家內部的種族問題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人口統計學顯示,其發展前景似乎不是什麼天下大同兼愛如一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是流毒日漸氾濫的宗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女權主義者發覺自己已經被逼入一個自我防禦的怪圈;同性戀者為爭取平等待遇而開展的激昂鬥爭,換來的似乎總是更為偏執的理解和暴力。
——《高級迷信》

在學術左派的眾多枝蔓中,女權主義無疑是傳播得最廣也最為棘手的派系,它融合了太多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張、對平等的懇切期望以及複雜的道德議程,形成了一個難以觸碰的政治炸彈。

當然,一開始的女權主義運動採取的是更為平實的主張,如爭取勞動權和投票權。或許要怪罪於上世紀 60 年代末西方的解放潮流同時催生了婦女運動的第二波浪潮(Eagly et al.2012)以及學術左派的理論運動,從此二者相互交織難以分離。如今的女權主義文字著作裡,充斥著如墜五里霧中的後現代意象,這也成了它們的一大基本特徵。

事實上,就其基本訴求而言,很少有人會反對那些促進兩性平等的具體措施:自由生育與墮胎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工作場所平等的權利、自由發展的權利、性愉悅的權利,等等。並且肉眼可見地,這些訴求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正在得到快速的普及與落實,甚至可以說平等理念已經成為了一種歷史的終結,只有最極端的保守分子才會反對女性基本權利的普及,而反對者也註定受到千夫所指。哪怕是微博上那些地域黑和反女權的人,至少都明白自己是正在歧視,只不過是為這種歧視找到了一個藉口。

哈佛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指出了這種進步背後的動力源泉: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必須對某項活動是否道德達成一致意見時,他們總是傾向於採取功利主義的思路,也就是通過理性思考,以整個社會的最大化利益為指導標準來考慮問題(Greene, 2013)。而推動女性平等、同性戀婚姻合法等運動無疑是符合功利主義立場的——它們幾乎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利益,卻能讓女性和同性戀群體從中受益,無疑是增加了整個社會的福祉。顯然,大多數人不會對此感到憂慮,因此這些平等化運動迅速推翻了長達千年的傳統。當然,對另外一部分人來說,由於對某些群體的厭惡或是堅守傳統等基於原始本能的道德立場更為重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反對平等化運動,但隨著現代理念的普及,這部分反對派只會逐步減少。

這些進步只是為未來奠定了樂觀的基調,就當下而言,女性確實還遭受著這樣那樣的不平等待遇:仍舊存在於某些家庭的重男輕女觀念、更多社會規範的束縛、更多地負責家務勞動、遭受性騷擾與性侵犯的高風險、工作場合的不平等升遷機會等。然而與理想相比較,現實永遠是不完美的,特別是這個距離工業化開端僅僅兩個半世紀的現實。著重描述此刻的不公平固然有提升認知的價值,但有限的社會資源決定了任何進步都難以一蹴而就。美好的未來藍圖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寬慰,但不應該指責現實不如藍圖般夢幻。

說這麼多,只是為了證明我這個保守分子在原則上當然是贊同女權主義運動的,並且婦女解放運動也確實在社會上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但這種關於生存處境的女權主義與學術女權主義那種尖刻的、好作驚人之語的對抗論調之間存在截然分明的差別。

在後者看來,世界歷史被男權制的陰謀統治所串聯,他們搶奪了所有社會領域的主導權,對悲慘的女性實施了慘無人道的極權控制。諸如此類偏激思想,為他們(因為有許多女權主義者為男性,我會按照現代漢語標準用“他們”總括,並無歧視之意)贏得了激進女權甚至“田園女權”的惡名。很不幸,代表所有女性在網絡上發聲的,往往是激進女權主義者們。

從本質上說,激進女權主義存在三個基礎命題:

  1. 女性的社會地位問題不是一個可以改進的問題,相反,它是涉及到無限維度的社會根本性問題。現有社會是由男權制所塑造的,而現實中的千般罪惡均可以歸結於父權思維本質上的缺陷。因此,只有通過對整個社會構架的全方位推倒重建,才能紓解現存的貧困、不公、戰爭與壓迫等現象。堅持這一主旨的激進女權主義,不僅像一般的女權主義那樣爭取平等和公正,更試圖將公正的觀念竊為己有,它要求社會承認其在道德意義上的絕對解釋權,進而要求承認,現存的社會建制全都沾染上了性別歧視的原罪。任何一種試圖自絕於女權主義道德標準審視的行為,都被看作對女權主義之絕對優先權的否定。
  2. 只有被壓迫群體作為行動的主體自覺行動起來時,被壓迫群體的解放運動才有可能獲得最終的勝利,也就是說,只有被壓迫者才擁有解放自己的“特殊資格”。進而可知,不論男人們有著多麼強烈的同情心,他們也只能對女權主義事業起到袒護性的支持作用,永遠都無法成為女權主義理論家和領導者。同時,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不可能主動改善女性處境,要實現女性解放,必須徹底推翻男權社會的統治。
  3. 這裡他們以一個最常見的丐題謬誤(將本應論證的結論作為前提)作為出發點——由命題一可得,由於現存社會的一切問題根源均在於男權壓迫,因此反對男權統治與每一個人密切相關。任何試圖保持中立或是對性別議題不感興趣的人,均被視為助紂為虐與見死不救。不關注女性問題的作家、不聲明女性主義意圖的藝術作品,都是在助長男權制的氣焰。

瞭解這幾個基礎命題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激進女權主義總是帶有強烈的對抗性意味——在他們看來,一切男性以及由他們所構建的社會均是歷史的罪惡反映。由激進者所組成的派系,如今變得咄咄逼人、狹隘而偏執,任何不認為性別問題是一切問題根源的人,都會被貶斥為父權罪惡的代言人。

女性主義宗教的建立

我們不懷疑她們的誠意和要求兩性平等的願望,然而,最為悲哀的是,其崇高的願望和其毫無價值的結論之間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
——《高級迷信》

社會公正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含糊、最有害的詞彙之一。它不僅內容空洞,使人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它,甚至使所有與它連在一起的詞語也失去了任何明確的含義。
——哈耶克,《理性主義的類型》

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源於其道德上無可非議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她們對自由的渴望進一步誕生了如下的心態:由於男性在歷史上罪惡累累,因此如果有男性反對女權主義學說的任何觀點,哪怕反對的是其中最具攻擊性、最荒誕無稽的言論,那也是一種令人討厭的壓迫。結果,囿於強大的政治正確壓力,性別研究幾乎在所有地方都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它前所未有地被豁免於關於精確性與可預測性的懷疑,而在其他學科這些不過是最基本的要求。

激進女權理論的一個基本缺陷在於,其錯誤地將一些為方便思考而創造出來的抽象範疇誤以為是真實的行動者,彷彿真的有男性和女性兩支軍隊參與了一場意願的戰爭,而忘記了它們只是用來大致地劃分人群的啟發式工具。類似的錯誤會將個例視作群體統治的特例,比如將一對夫妻間的矛盾視為男權與女權對抗的反映,但實際上,群體才是個體統治的特例:當社會上大多數個體關係都呈現出相似的模式,比如大多數男性在交往中都在侵犯女性權益時,我們才能稱之為群體壓迫。

將所有人單純而武斷地劃分成對立的男性與女性,忽視了每個人首先都是相近的個人,而後才是性別的基本事實。在當代社會學研究裡,也有人反思將男女分開討論是否必要,因為這兩個概念帶有濃厚的生物學本質論基礎,彷彿男女生來就是兩種不同生物一樣。左派學術理論中男女的涇渭分明,與男女大多數時間能保持友好相處的現實相對比,不由得使人疑惑: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在激進女權主義者眼中男女是如此地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這種簡單的劃分方式還有一個頗受詬病的問題:難道所有女性都共享著同樣的身份體驗和生活經歷嗎?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要將她們歸入同一陣線?社會學上的疊變(Intersectionality)理論就認為將人分成黑人、工人、女性、同性戀等簡單群體的研究均存在過度概括的可能性,因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多個社會身份,我們怎麼能確定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亞裔保守派女學生會將“女性”作為她的第一身份認同?難道她不能因為特別關心其他政治領域的問題而不關心性別問題嗎?

在“通過一系列相輔相成的思想,以求簡單快捷地認識複雜社會問題”這一目標的意義上,將一切簡單歸因的激進女權主義派別與其說是一種社會學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意識形態抑或宗教思想。

伴隨著一種認為只要不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就無法控制問題的、被稱為根本原因論(root-causism)的歷史悲觀主義以及認為只要掌握了陳述、修辭和話語就能掌握世界的社會建構論,激進女權主義者放棄了在現實中幫助女性改善其處境的努力,而是試圖成為不折不扣的語言警察,將一切文本都改編成純正的女權主義寓言,並指責他人的文字裡包含著歧視女性的隱喻。他們的行動和中世紀的基督教基要主義灌輸沒有什麼不同,目的只是為了建立一個女性主義宗教社會,強迫大家宣讀女性主義的福音。似乎只要消除了話語中的歧視隱喻,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歧視便會自動消失無蹤。

宗教清洗的第一步,是剔除掉各類著作中的父權主義殘餘。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就做了一個典型的示範:她把歐洲童話故事中的男權要素去除,寫出了《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s)一書。經其手改編的故事中,公主不再被動地等待王子救援,而是充滿活力地將自己的命運握在手中。但很可惜,goodreads 的讀者們似乎對這種積極的故事不太買賬,排行最高的幾個書評是清一色的一星。

另外一些更著名的女權主義大家發起了對科學的猛烈抨擊: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哲學教授伊芙琳·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便對科學的精確研究方式表示不安,因為物理學家用粒子加速器“拷問”粒子顯然是一種充滿了暴力的男性範式;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婦女研究中心的著名女權主義者桑德拉·哈定(Sandra Harding)更是語出驚人,她聲稱在牛頓的偉大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大自然被描述為一個女人,對科學家的強姦表無動於衷甚至表現出歡迎,因此《數學原理》無疑是一部強姦手冊。

同樣的精神,在各網絡社區中便表現為熱切地挖掘一切事件和文本中可能存在的歧視女性的隱喻。圍繞著強硬道德立場的過度解讀肆意氾濫,導致各方在應對左派的抨擊時不免顯得左支右拙——

譬如,上月中埃隆·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宣佈研發出了一個高帶寬的腦機接口系統,激進女權主義會怎麼看待這事件?答案是,知名文化網站 AEON 的高級編輯薩莉·戴維斯(Sally Davies)迅速撰文抨擊馬斯克這一舉動,認為這些增強人類的發明代表著資本主義晚期版本的超級人類,“這個超級人類……無需勞煩女性就可以繁衍後代……是大男子主義橫行到了未來,暴露出富有白人男性的傲慢”。

嗯……我想馬斯克本人都猜不到自己竟有如此邪惡的企圖吧。

另一個例子中,在成人網站 Pornhub 推出女性色情這一頻道前,女權主義者便抨擊稱,現有的大多色情視頻均是面向男性的,其中充斥著對女性性愉悅的侵犯以及侮辱和暴力。結果,Pornhub 上線了更為女性向,主題更為舒緩的女性色情頻道,但馬上就遭遇了新的指責:一是認為女性有著多種多樣的性傾向和性表達,認為女性色情就該柔和的想法是一種狹隘的刻板印象;二是認為女性專享頻道的存在意味著默許了男性頻道的存在,而男性頻道里的色情視頻會繼續侮辱女性……看起來只要 Pornhub 不將所有男性用戶踢開,都不可能滿足女權主義者的要求。

很多人應該都記得 6 月初的 Cherry 中國官博事件,在 Cherry 發佈的第一條兒童節抽獎微博中,指明“抽 4 個男孩”送數字版遊戲,這一字眼很快便被解讀為女孩不配玩遊戲,從而引發了“男權癌”和“田園女權”之間曠日持久的罵戰。儘管 Cherry 分兩條微博抽獎,給男生送遊戲,給女生送化妝品的行為帶有一定的社會刻板印象,但這在商業營銷中本無可厚非(畢竟“女生節”也還是堂而皇之地存在著)。理性會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因為未曾言說的歧視而受到莫須有罪名的指摘,引發隨後嚴重反彈的,與其說是對女性的歧視,不如說是對理性原則的維護和對過度解讀的反抗。

但在學術左派那擅於簡單歸因的世界觀中,這種反彈被隨意地解讀為“男權對女性學會維護自我權益的恐懼”,比如界面文化公眾號發表了一篇關於此事的回顧推文,其中直截了當地將男性的不滿歸結為厭女症(Misogyny)和強姦文化作祟。要我說,這樣的分析除了進一步激發矛盾以外,對更好地理解現實毫無助益。

為何一切事件,在激進女權主義者眼中均會被看作是某種形式的父權壓迫?那還是人類本能中的群體認同與證實偏見在作怪。

法律學者丹·卡漢(Dan Kahan)就認為,在公共領域討論中,某些文化信仰成為了團體忠誠的代名詞。人們對某些信仰的肯定或否定態度並非建立在證據基礎上,而僅僅是為了表達他們是誰(Kahan, Wittlin et al. 2011)。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那是因為在他的實驗中,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氣候變化的被試,對氣候相關問題的認知都錯得一塌糊塗。因此,支持這些一無所知的人堅定保持某一立場的,並不是什麼知識,而是他對某個立場的忠誠度以及他在社交圈子裡的人設。

在以某個立場為初始條件後,每個人都會盡力收集符合自己立場的信息並故意忽視掉衝突的證據,並將對任何事件的解讀往自己偏好的立場上靠(Kunda 1990; Baron 1993; Hastorf & Cantril 1954 等)。人們看更多的新聞,瞭解更多的信息,卻只是從中篩選出有利於加固原有立場的那部分,而不會嘗試調整自己的觀點使其更加正確。於是就造成了這麼一種現象:一個人擁有的信息越多,他的觀點就變得更偏激。

既然人的思想具有這種難以折中調和的本質,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微博豆瓣上的女權問題會引發嚴重衝突了:任何試圖當思想警察向其他人灌輸價值觀的行為都會觸犯到對方的認知保護機制,從而導致嚴重的反彈。一個更為務實的建議是,不要試圖改變所有人的思想,而是嘗試去建立一種和而不同的社會機制,讓不同觀點的人可以繼續持有其偏見,卻限制其將偏見轉化為實際歧視的能力。

最近發表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佐證了這一觀點,研究者 Calvin Lai 和 Patrick Forscher 對過往的社會心理學論文進行了一次元分析(可理解為大數據重新統計),便發現改變偏見本身對於減少由偏見引發的行為沒多大效果。

科學家的玩笑

文化建構論綱領的主要野心是:把科學的最深刻、最不朽的見解都解釋成是社會假定和意識形態議程的必然結果。
——《高級迷信》

必須承認,我對學術左派、後現代主義和女權主義的理解相當粗淺,甚至存在許多斷章取義和了解不足。但我同時也相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人有把握宣稱自己已經準確無誤地理解了被後現代主義艱澀修辭覆蓋的眾多相互矛盾、含混不清的理論。

但凡對科學史有所涉獵的人應該也清楚,想要用數據來推翻假設和理論不切實際,因為理論的擁護者必然會聲稱反對者並不真正理解他們的理論從而將反例排除。想要成功反駁,要麼用一個新的、更好的理論去推翻舊理論,要麼證實舊理論本身就不存在。我當然不是後現代主義大師,當然只瞭解了後現代主義的皮毛,但只要證明,那些後現代主義大師們和我一樣一無所知便足夠了。

作為一個捍衛科學現實主義的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讀過《高級迷信》後受到啟發,決定寫一篇釣魚文投稿給當時最權威的後現代主義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按照他的假設,只要自己寫的論文在意識形態上足夠諂媚,引用一些常見的左派主張和左派學術大師們的黑話,那些故作高深的期刊編輯應該會讓這篇文章通過審核。

於是,索卡爾以《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為題,在文章中加入了按他的話說是“左翼暗號的雜燴、阿諛奉承式的參考、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這般的廢話,宣稱物質和現實在根本上是社會和語言的,自我指涉的科學無權認定來自不同政見者的反霸權敘事的認識論地位,並將現代科學理論與一些驢脣不搭馬嘴的左派主張強行扯到一塊,比如將數學裡的選擇公理用於支持婦女墮胎自由,然後投稿給了《社會文本》。

正如索卡爾所料,《社會文本》那些功力深厚的後現代主義編輯們根本沒有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說服力,甚至是論證與結論的相關性,便將索卡爾的釣魚文刊登在 1996 年 5 月出版的期刊上,並作為該期“科學大戰”主題下的一篇文章用於對科學發起攻擊。直到三個月後,索卡爾才在學術討論期刊《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撰文自行戳破了這個騙局,一時讓《社會文本》顏面掃地。

在他們隨後無力的辯護中,《社會文本》的編輯解釋稱他們允許文章過審只是因為難得看見有一個專業科學家認真嘗試從後現代哲學中尋求對他所從事領域的理解,並且指責索卡爾不道德地利用了編輯們對他的信任。

但索卡爾很快就反嗆道,編輯的迴應恰好暴露了他們的問題——他們審核論文居然不是出於文章的準確性和真實見解,而是因為有一個學術權威寫了這篇文章,這種草率的社會學只會適得其反。在最後,索卡爾用一個玩笑收尾:

任何認為物理定律僅僅是社會習俗的人都會被邀請從我公寓的窗戶上嘗試違反這些習俗。我住在 21 樓。

時過境遷,索卡爾事件逐漸沉澱,學術左派與後現代主義依然憑藉著道德優越性大行其道。但如果他們以為時間能幫助他們擺脫科學家的幽靈的話,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另一起惡作劇的始作俑者

2017~2018 年間,三個喪心病狂的美國學者,分別是數學家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哲學家彼得·博格西安(Peter Boghossian)和雜誌編輯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仿照索卡爾事件用時髦的後現代術語又寫了 20 篇假論文,投稿給包括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種族問題、性存在、酷兒文化、肥胖人群研究等左派熱點研究領域中排名前列的、配備有同行評議環節的頂級期刊。

計劃開始後第五個月,他們的首篇論文《作為社會建構的陰莖概念》順利被接收,在這篇論文裡,他們寫道,陰莖並不是一個男性的器官,而更適合用一種社會建構論的眼光去剖析。

此後,他們又有好幾篇論文陸續被高質量期刊所接收,特別是一篇名為《人類對發生在波特蘭市城市狗公園中的強暴行為以及酷兒表現的反應》的論文得到了期刊編輯的盛讚:“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新,分析豐富,且寫作與組織極為出色”。這篇惡作劇論文的主題是通過對公園中犬類強姦行為的實地研究,指出狗可能會因為它們所感受到的性別而遭受壓迫。

在另一篇被接收的關於性暴力的論文裡,他們聲稱男性不得到女性同意而將她們視為性幻想對象,是一種將女性非人格化的性暴力行為,導致女性持續受到物化和強姦文化的戕害,並將其身份認同塑造為男性滿足性慾的工具。

值得諷刺的是,最早發現這個惡作劇的並非期刊編輯們,而是機警地意識到論文作者根本不存在的新聞媒體記者。在計劃進行的第 20 個月,被《華爾街日報》記者再三要求提供身份證明的三人組最終向記者和盤托出整個計劃,這起事件終於為世人所知。在計劃被迫中止時,他們提交的 20 篇論文中有 7 篇被接收,7 篇仍在審核,6 篇被拒絕。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科學家雅沙·蒙克(Yascha Mounk)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總結說,這次索卡爾平方事件所顯露的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在於,性別研究等領域的頂級期刊根本無法分辨真正的學術和道德上令人不安的廢話。消除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性取向歧視固然重要,但如今這些工作的嚴肅性受到了質疑:當今在這些領域最有發言權的學者,都穿著皇帝的新衣。

如果一個學術領域並不能很好地區分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和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那就值得被深深質疑。並且,如果他們因為希望消除不公,而降低標準包容一些傳遞了所謂正確的進步思想卻毫無價值的學術廢品,那將會使得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糟糕。

這次事件似乎證實了對後現代主義最致命的批判,即後現代主義話語無異於胡說八道,連號稱專家的人都無法分辨出真誠的思慮和故意用上華麗辭藻的胡編亂造。

總結

關於學術左派的後現代主義主張,理應借用一句話來形容有新意的地方都是不對的,而對的地方又毫無新意。

沒新意的地方,比如福柯的監獄化隱喻不過是借用了伊利奇(Illich 1971)此前的說法;而鮑德里亞關於消費社會的批判,和半個世紀前凡勃侖與加爾佈雷思的批判相比也沒新奇之處,並且還繼承了一個共同的缺點:含糊。他們都沒有給出一個足以給經濟學家仔細檢測的框架或方法,他們只滿足於觀察與批評。至於後現代學者們有新意的地方,我上面已經說得夠多了。

就大體而言,目前大多數流行於公眾平臺的、運用了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文章充其量算是些奇特的習作,哪怕分析的是《樂隊的夏天》、《賽博朋克 2077》抑或熱依扎的吊帶裙等新近熱點,他們的主題依然跳脫不開那些能把耳朵聽出繭的老生常談:大家都是被資本灌輸的軀殼、我們接觸的都是加工過的文化並非真實、男權社會的強姦文化,諸如此類。而這些問題大多早在一百年前,由被他們所批判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們做出過更透徹的分析了。好在,除了最激進和最有煽動力的女權主義動議之外,這些自我滿足的分析不會帶來多大的社會公害。

法學家早已認識到我們的文化中存在許多出色的修辭,用來讓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那些如果用赤裸裸的描述絕不會得到同意的行動,例如補償環境受害者的法律其實無異於提供用金錢購買個人生命健康的方式。而後現代主義學者不過反其道而行之,用精巧的修辭將稀鬆平常的社會規範以及現代工業化社會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形容為滔天罪惡,將可以通過漸進式改良減輕或消除的細枝末節問題視為資本主義惡行與末日的預兆。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人們對這兩種說法幾乎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最後請允許我說幾個著名後現代主義大家(儘管他們本人未必承認)的名字:利奧塔、拉康、德里達、福柯、鮑德里亞……如果你信任我上面的論述,看到某篇文章引用這幾個名字時,儘管繞道就是了,不讀他們你不會在思想上受到任何損失。

延伸閱讀

陳嘉映,《哲學·科學·常識》

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

圭多·卡拉布雷西,《法和經濟學的未來》

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

斯蒂芬·平克,《當下的啟蒙》

哈耶克,《哈耶克文選》

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基本概念》

羅傑·古爾德,《意願的衝撞》

Alan Sokal,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